思考与梦想

在鉴定中心，从邓亚军的办公室到实验室只有几米的距离，“我们拿到样本，首先要做的是清洗、提取、研磨，很多道工序，然后要把样本送到机器里面处理，有两种机器，一种是16根的毛细管，另外一个是48根毛细管。一根毛细管对应一个样本，16根毛细管的机器可以走16个样本，48个毛细管可以走48个样本，亲子鉴定一台机器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。”

如果是血液样本，从提取血液，到DNA提取、扩增，然后用机器显示结果，分析，一个流程24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。通常为了保证鉴定结果的准确和可靠，不同的试验人员分不同批次，每份结果进行复核，之后进行计算，出检验报告、附上相关材料。

随着技术上的成熟，鉴定中心一年就完成了3000多例来自各地的亲子鉴定，而且公司网站上的案例数字还在不断地递增。然而，这项业务对邓亚军的影响更多却在技术之外。“走进亲子鉴定中心的人形形色色，困扰的问题却是同一个。仪器、试剂这些没有生命的物质，检测的却是人类复杂交错的情感。”有人开玩笑地说她“不道德”，邓亚军十分无奈，她解释道：“无论是DNA鉴定还是法医临床门诊，对于任何一件涉及到司法物证鉴定的案例，公平公正是其灵魂所在。”

让人欣慰的是，DNA鉴定技术正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解决长期性的社会问题中，DNA数据库就是邓亚军带领中心正在致力于建设的一个重要项目。5·12汶川地震后，DNA鉴定技术在遇难者的身份认证工作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而为暂时没有找到合适配比的遇难者和寻亲者分别建立基因数据库，则可以保证未来找寻死难者的亲属们提供一份最可靠的凭证。前科人员的数据库，则是为了防范这些人的二次犯罪，或者是破坏了一些以前的积案而建立的数据库。

几年来，DNA数据库逐渐被人们所认可和接受。给邓亚军感受最深的，是她为南方寻亲老人建立的DNA数据库。上世纪50年代末、60年代初，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席卷全国，苏浙皖等地很多贫困家庭被迫将无力抚养的婴儿送到全国各地，“现在送走孩子的老人已经七八十岁了，他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就想找回曾经送走的儿女，如果根据体貌什么的，只能是大海捞针了。而建立了数据库，老人把自己的数据送过来，若有这种需求的儿女找过来，进行自动比对，针对性会强一些。”为了我国几十万寻亲需求的人们，邓亚军于是设计了完善的寻亲人数据库。

在江苏宜兴举行的第一次寻亲大会上，鉴定中心的工作人员前去进行取样工作，结果被寻亲的人们赶了出来他们宁愿相信自己的记忆和直觉。邓亚军他们没有气馁，而是继续向寻亲的人们宣传DNA鉴定的科学性和益处。第二年，寻亲会举办方正式邀请他们加盟，为有认亲意向的人们进行科学鉴定。

十几年一路走来，经历过生死考验扛起过国家责任的邓亚军，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外表娇小、说话声音怯怯的青涩法医，在破解生命密码的途中，她致力于还原生命的尊严。